第4期

库切邂逅莫言:“作家不是想当就能当的”

导语

2013年4月2日上午,北京现代文学馆,第二次“中国-澳大利亚文学论坛”开幕式,笑逐颜开的嘉宾中,库切和莫言分立铁凝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两边,高出别人一头的库切脸上弥漫着莫衷一是的表情。下午,73岁的库切和58岁的莫言坐到了一起,他们讨论的主题是“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”。

库切的小说《耻》在2008年被改编为电影,图为电影剧照。《耻》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库切一直在探讨的“逃避”议题。 
 
  “帕特里克·怀特(澳大利亚作家,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)得过诺贝尔文学奖,但他没有机会和罗曼·罗兰、海明威促膝长谈。今天库切先生和大家都热爱的莫言先生,两手紧紧握在一起,这是文坛上难得的盛事。”
 
  听到主持人李尧的话,身穿白色衬衣、黑色夹克的库切笑了。在“第二次中国-澳大利亚文学论坛”两天的活动里,这是库切仅有的一次微笑,流星一样一闪而过。
 
两个新郎,一群单身汉
 
  十年前得奖的库切已经超然于得奖,他的主题演讲直言诺贝尔文学奖“理想主义”评选标准的局限性:“至少在早些年的时候,诺贝尔奖并不是颁发给当时最伟大的作家,而是获奖作家的世界观必须和诺贝尔本人的相容。”
 
  库切以近些年得奖的三位作家耶利内克、奈保尔和贝克特为例,表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已经开始松动。库切没说出的作家中,也许还会有自己的名字——他的作品显然也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“理想主义”的评奖标准。
 
  莫言没有库切那样轻松,他依然深陷得奖后的“烦恼”:“如果自己选,我肯定不选这个(诺贝尔文学奖)话题。”
 
  莫言细数自己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纠葛:“在中国,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,你的苦日子就来了。如果你想表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,你要小心,有人会批评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吸引瑞典学院的注意。”
 
  得奖后,分身无术的莫言疲于招架、不胜其烦:“我希望尽快恢复日常生活,恢复写作。但人经常生活在身不由己的过程中,今天的活动我愿意来吗?我也不愿意来。这个题目我愿意讲吗?我根本不愿意讲。不来,我愧对澳洲同行,愧对库切先生。今后大家最好不要邀请我,多光彩的事我都不参加。第一不要邀请我,第二不要到我老家去,大家各干各的。”
 
  库切立刻表示理解和安慰:“我非常同情莫言先生,诺奖有时颁给处于写作生涯中间状态的作家。多丽丝·莱辛几年前获奖,并没影响到她的写作,因为那已经是她写作生涯的末期。如果颁奖给一个还将持续写作的作家,确实会有影响干扰的效果。”
 
  库切行事低调,有人甚至预测,他在论坛上的发言不会超过五句话。
 
  这次库切作了长达15分钟的演讲,并且耐心回答了听众提问。只是在听众问库切“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,在国内文学界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变”时,库切不置可否,最后干脆用了典型的库切式回答:这个问题我能否跳过?
 
  第二天论坛上,库切和莫言的发言遭到作家刘震云的调侃:“他俩好比两个新婚的新郎,正对着一群单身汉大谈洞房花烛夜的得与失!一大群作家聚在一起,谈什么都可以,就是别谈文学。那就好比一群厨子走出厨房到街边谈厨艺,显得比较二。”
 
一个理科生笔下的“逃避”和“逃避”
 
  库切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。从开普敦大学数学系和英文系各拿到一个学士学位,库切在伦敦IBM公司做过程序员。1965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,他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,论文题目是用计算机分析萨缪尔·贝克特的写作风格。从事文学创作之前,库切有着标准理科生的履历。
 
  1974年,库切发表了第一部小说《昏暗的国度》,此后一直专注写作,1980年发表成名作《等待野蛮人》。
 
  1983年,库切出版小说《迈克尔·K的生活和时代》,书中显示出库切与贝克特、卡夫卡和加缪在精神上的密切联系:“在这个时代,一个人得像头野兽一样生活,太可惜了。一个想活着的人不能生活在有光线有窗的房子里,必须生活在一个洞里,白天必须隐藏起来。他活着,就必须不留下丁点活着的痕迹。现在就得是这样。”库切承认贝克特是自己的导师,贝克特让他懂得文学不仅是语言的节奏和句法,更应是思想的节奏和句法。
 
  库切所有的作品都与“人能否逃避历史”和“无可逃避的孤独”这两个议题有关。这在他的代表作《耻》中,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
 
  《耻》讲的是52岁的大学英文系教授卢里沉醉风流,引诱年轻的女学生,东窗事发后,拒绝公开悔过:“我是个旧派人,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推,一扣扳机。一了百了。”结果卢里名誉扫地,失去教职,回到乡下,与女儿露西共同生活,并构思歌剧《拜伦在意大利》。不久,三个黑人入室抢劫,强奸露西并致其怀孕。女儿息事宁人的态度让卢里再次深感羞耻。卢里回城,发现家里也被偷得精光,无家可归的卢里只能去照料一条弃犬。他的歌剧到最后也没完成。
 
  当女儿露西一无所有之后,有一段父女之间的对话:
 
  “这多让人丢脸。”他开口说道,“那么高的心气,到头来落到这个地步。”
 
  “不错,我同意。是很丢脸,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。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去接受的东西。从起点开始。从真正的一无所有开始,没有办法,没有武器,没有财产,没有权利,没有尊严。”
 
  “像狗一样。”
 
  “对,像狗一样。”
 
  《耻》在2008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,约翰·马尔科维奇扮演卢里。电影改编是库切愿意谈论的话题,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“它相当忠实于原作。”惟一的不满,是对演员安排。
 
  库切于1983年和1999年两次获得布克奖,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该奖的小说家。但他两次都没有出席颁奖仪式。他曾经在《伊丽莎白·科斯特洛:八堂课》中,借书中人物科斯特洛之口,表明了对颁奖仪式的看法:“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,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。”
 
  2003年,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获奖理由是:“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,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。”他是第三位数学系出身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前两位是罗素和索尔仁尼琴。库切很给面子地出席了颁奖礼,并特地撰写了名为《他和他的人》的受奖词。
 
  2002年,库切移居澳大利亚,现在是阿德莱德大学教授。2013年仍有新作《耶稣的童年》问世,讲述一位天才儿童远渡重洋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,被抹除记忆,篡改身份的故事。
 
“阴曹地府的酷刑”VS“不幸的孩子”
 
  莫言和库切联袂主持了此次论坛的作家朗读和闭幕式。中国作家铁凝、徐小斌、刘震云,澳大利亚作家尼古拉斯·周思、布莱恩·卡斯特罗、盖尔·琼斯先后朗读了自己的作品。最后朗读的是莫言和库切。
 
  作家朗读前,莫言已被听众团团围住要签名,向库切要签名的要少些。
 
  眼看人越来越多,莫言实在招架不住,连声说:我还有事。起身匆匆离去,直到朗读时才出现在公众面前。
 
  朗读前,莫言又玩了次“消失”:“我要读的作品放在我的包里,包在舞台后面,我去拿。看不到我的观众,别以为我是逃跑了。”台下一阵哄笑。
 
  莫言朗读的是《生死疲劳》第一章“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遭欺瞒转世白蹄驴”的开头:“我的故事,从1950年1月1日讲起。在此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,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。每次提审,我都会鸣冤叫屈。我的声音悲壮凄凉,传播到阎罗大殿的每个角落,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……”
 
  库切选了《伊丽莎白·科斯特洛:八堂课》的片段,仍是沙哑低沉的嗓音:“约翰回想着,从他能记事起,母亲一般都是在早上把自己关起来写作。在任何情况下,都不许别人打扰她。他过去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孩子,孤独,没人爱。当他和姐姐特别难过时,他们常常跌坐在那紧锁着的门外边,发出轻细的啜泣声……”
 
  4月5日晚,库切来到自己中文传记作者王敬慧家做客。王敬慧与库切相识交往多年,写作《永远的流散者:库切评传》一书时,得到过库切很多帮助,库切还拿出很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家庭照片,供王敬慧使用。
 
  库切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充满好奇,他询问王敬慧的父辈是否经历过“文革”,“文革”究竟是什么样的;也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和人口的性别比例等问题十分好奇。
 
  王敬慧的学生在亚特兰大读大学三年级,选修课程里有创意写作。王敬慧为此请教库切的意见,库切不以为然:大三学生选创意写作课程并无必要,不如选个基本写作的课程来得实在。写作需要天赋,要有提炼生活感悟的能力,作家不是想当就能当。
 
  和译者文敏聊天时,库切给文敏算了下翻译一本书能有多少稿费。他算得很快,一显数学家身手。最后得出结论:翻译钱不多,不能以此为生。
 
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“库切小说文库”,想把演讲也汇编出书,库切答:我演讲很少,出书就太薄了,我以后也不会再演讲了。但对为限量版三部曲写序和提供手迹的要求,他欣然应允。
 
  1999年再获布克奖后,库切曾表示:“在我一生中,我一直成功地做到了怎样避免成为一个名人。”库切显然要将这谨慎和低调的原则一直恪守下去。(南方周末 王寅)

结语

这是库切在中国放松和开心的时刻。王敬慧说:库切是周到、礼貌、谦逊的人,他的沉默寡言不是傲慢,而只是他待人接物的方式。他不愿谈论自己的作品和隐私,因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,他也不愿意被误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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